本报记者/伍月明/广州报道

新冠肺炎疫情加速了“防疫大堤”的构筑，也使公众更为关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各地疾控中心的改革再次被推到了舞台中央。

此前，全国人大代表、贵州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卫生健康促进与宣传教育所副所长何琳直言，人才问题已是制约疾控中心发展的最大因素。建议实行根据疾控机构的职能服务特点，试点实行“一类保障、二类管理”。“一类保障”是指，按照各级参公事业单位全额保障各疾控中心公用经费、业务经费，离退休人员和在职人员经费（含目标绩效考核奖励经费）。“二类管理”则是，鼓励疾控中心在完成政府指令性工作外，利用检验检测等技术，向社会开展技术服务。

事实上，早在2008年，广东省级疾控中心以及韶关、东莞、湛江等地级市疾控中心率先实行了参公管理（即参照公务员法管理）试点，由财政全额保证经费。

经过此次抗疫“大考”，广东疾控“参公管理”改革成效如何？

5月21日，广东省预防医学会首席专家、广东省疾控中心原主任张永慧在接受《中国经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广东疾控实施“参公管理”，有利于解决基层疾控人员的后顾之忧，保证队伍的长期稳定和发展。从此次疫情的表现来看，他认为参照公务员管理这一改革是可以经受此次疫情的考验。

改革前位置尴尬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疾控中心再次进入公众视线。

“SARS疫情出现后，人们才逐渐对于疾控中心有逐步的了解。”张永慧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当时的国家领导提到，领导干部不仅要知道GDP，还应该懂得CDC，而这个CDC则是指向疾控。”

张永慧介绍，事实上，广东疾控的工作跟全国人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大到工作的工厂停工停产，小到自身洗手戴口罩。其一，广东疾控的职责任务便是进行监测各个时间空间的人群，是否存在呼吸道疾病的发生。其二，广东疾控主要是对疾病的发生进行检测和预警，并且对此提出防控的策略，进行流行病学的调查，并且观察防控策略的效果。

值得注意的是，广东疾控作为我国疾控系统中的重要一分子，在其历史发展中仍面临了较多行业共性的考验，其中之一便是经济效益与公共服务的权衡。

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各种原因，政府对疾病控制的投入严重不足，疾控机构纷纷通过开展有偿服务来维持生存和谋求发展，导致对有偿服务收费的依赖日益增强，而公共卫生服务的职能却日趋偏废，公共卫生服务的内容、方法、质量等难以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

2001年，原卫生部办公厅明确了各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的职能与任务，将原省、地（市）、县卫生防疫站被赋予的卫生执法、监督功能整体划出，有关卫生事业单位中的疾病预防控制、公共卫生技术管理和服务职能集中，增加了预防控制慢性病等功能，卫生防疫站更名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随着2003年的SARS疫情后，国家重点加强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建设。

在张永慧看来，在财政投入不够的情况下，疾控中心员工既要提供公众健康服务，另一方面还需要自行创收维持日常运转，因此难以有较多时间提供更好的公众健康服务。

实际上，随着社会以及公众健康需求的不断增大，疾控工作的职能不断延伸，工作任务也日渐繁重。各地疾控中心的位置显得更为尴尬。

改革达预期成效

事实上，作为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广东医疗卫生事业发展一直走在全国的前列。

为了形成稳定的疾控队伍，早在2008年，广东省级疾控中心以及韶关、东莞、湛江等地级市疾控中心率先实行了参公管理试点，由财政全额保证经费。

张永慧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广东疾控实施“参公管理”，有利于解决基层疾控人员的后顾之忧，保证队伍的长期稳定。其一，疾控中心的经费需要从地方政府公共财政来承担，让疾病控制回归政府管理职能。其二，疾控中心所做的应该是公共服务的事务，而非是市场化的业务。其三，员工的学历、能力等要求会更为严格。

记者从广东疾控官网了解到，实行参公管理后，录用进入广东疾控的工作人员程序也更为严格。需要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公务员录用规定（试行）》等有关规定，经过笔试、专业科目（技能）测试、面试、体检、考察等程序，并进行公示。

与公务员不同的是，疾控中心的人员都是专业的技术人员。在张永慧看来，疾控中心的高精尖人才和科研中心、高校的高精尖人才不同，后者通常是为了完成科研成果而去研究创新，而疾控中心的人则是为了应对现有或者突发的疾病来进行技术研究与突破。

不过，参公管理的推行同样存在难点。不乏有疾控人员向记者提到，中高职称人才在参公管理落实后，收入反而有所下降，这一政策更多是利好基层。

对此，张永慧则表示，任何改革都是有利有弊的。我们评论改革好坏的标准是，该机构是否发挥了更好的作用。现在参公后，疾控中心的这些人员类似于专业技术公务员，例如公安局的法医、气象局的监测人员。

具体来看，对于中高职称人才也有相应的扶持和鼓励政策，其一，通常来讲，参公单位不执行职称管理，执行的是公务员的职务级别管理，可以从设置职称门槛的项目入手，来鼓励中高职称员工的积极性。其二，从公务员职位管理细分来看，目前综合管理类非领导职务的岗位也比较多，比如主任科员、科员、巡视员等。其三，专业技术类的公务员方面也有相应的成长机制。

事实上，广东疾控从2008年进行参公管理改革直至现在，已经有12个年头。目前有怎样的最新进展？成效如何？

在张永慧看来，广东疾控历经参公管理的改革，经受住了考验，可以说是达到了原本的目标效果。不过，是否推广参公管理，需要结合当地疾控中心的实际情况。有些地方疾控中心虽然是事业单位，但有地方政府公共财政的保障，不需要担忧经费。此外，还需要考虑机构的管理运营是否规范，机构人员的素质情况如何。

对于参公管理试点城市的选择，张永慧直言，主要是由于当地党委政府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集中所有精力和资源来做好公共卫生工作。但当时广州、深圳等地区的政府在财政方面供给并不存在问题，没有按照公务员管理的方式进行尝试。目前广东省只有上述城市实行了参公管理的试点。

记者注意到，在张永慧撰写的论文《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实现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的策略思考》中提到，政府全额保障疾控专业人员的经费，对专业疾控机构可以实行参公管理或按公益一类事业编制管理，解决长期困扰疾控专业人员的生存问题，在体制上维护疾控队伍的稳定。

补齐人才短板

“疾控机构最为核心的是开展传染病全面监测、风险评估及预警，提出防控指引。” 张永慧提及，“哨兵守城责任重大。”

尽管经过十余年的努力，广东省已建立省、市、县区疾控中心组成的三级疾控机构体系。但随着新冠肺炎疫情汹涌而至，人才队伍建设已然成为疾控体系当中短板，需要补强。然而，不可忽视的是，近些年，疾控人才流失等问题日益突出。

据《2018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显示，2018年全国各类医疗卫生机构的人员数为1230万，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人员仅占18.8万，这其中，卫生技术人员仅有14万人，占比仅为全国医疗卫生人员总数的1.1%。

我国西部某省的资深疾控人员欧阳（化名）向记者透露，“由于待遇以及职业前景等问题，近些年从单位离职的博士和硕士已有近六十人了。曾经选择医院的同学此时的收入至少是自己的两倍。”

欧阳有些无奈，“疾控的工作实际上就是预防，以往大家都不太关注我们这个工作。有些中央的项目下拨到地方后，因为县里财政吃紧，疾控中心甚至会面临打白条的情况。”

欧阳的处境仅仅是国内疾控人的缩影。不少省市已试图改善疾控人的生存处境，稳定并完善其疾控人员队伍。

3月26日，广东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我省公共卫生人才队伍建设的若干措施》（以下简称“《若干措施》”）的通知显示，出台15条硬招实招，对全省公共卫生人才队伍体系进行全方位、多领域、多层次完善补强。

在人才机制方面，广东将探索公共卫生机构公务员分类改革，推动专业技术类公务员专业技术资格任职评定与职称评审相互衔接。

3月31日，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邓惠鸿对外表示，在这个关键节点上，省委省政府从公共卫生尤其是疾病预防控制工作实际出发，紧扣重大公共卫生应急处置所需，制定《若干措施》，对广东省公共卫生人才队伍建设进行系统布局，对广东省疾控体系人才队伍建设将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